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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黄运生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日志

 
 

转评论家汪政老师一篇评论  

2011-09-02 10:59:26|  分类: 别人眼中的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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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乡村?他们无路可走

                                                                ——评黄运生中篇小说《红豆》

 

     如果按照批评界这几年流行的划分,黄运生的《红豆》应该看作是典型的底层写作。其实,自有这种说法起,就一直有对它的质疑。但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具有约定性的概念,而且,它所指涉的写作类型仍在为它输送大量的话语资源。这与当前文学的外部环境与社会的思想兴奋点有关。即使从政府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也没有哪个阶段像今天一样将民生问题如此高调地制度化、舆论化,并将其置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事实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社会就同步地开始了分化与重组,空间上的城乡、财富上的贫富,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文化等身份上的差异日渐明显,至于这种状况可能产生的次生社会灾害自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社会的弱势阶层,也就是那些拥有社会财富与社会资源相对贫乏的群体显然需要表达它们的诉求,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运用“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抵抗也足以构成对社会正当性的怀疑。因此,“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进入文学是很自然而然的事。许多论者指出,底层写作并不是今天才有,弱势也罢,无产者也罢,底层也罢,一直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但是,与五四启蒙文学,与左翼文学,与新乡土文学相比,目前的底层文学还是有其语义与风格上的边界的。显然,底层不是主人,他们没有了政治上的优势,不再扬眉吐气,他们也不是被唤醒和教育的对象,当然,他们也不是革命者,他们贫困、弱小、边缘、廉价,他们被同情,他们被社会的主流价值如财富、竞争、进步、时尚所抛弃,被现代化抛弃、被效率所牺牲、机会被掠夺……因此,可以预期,底层写作还将持续存在。<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红豆》在底层叙事上还是有些新意的,或者,许多方面可以进行深度的解读。红豆是《红豆》的主人公,但作品实际上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红豆的,一个是荞子的,先说红豆的。因为家庭和自身的不幸,红豆来到城里打工,她是跟本村的打工者一起来的,牛叔是他们的长辈,也是这一群人的头儿。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他们与城市,与新的社会环境是隔离的,他们的人际关系还是村庄式的,依然以乡村的方式处理着自己的事务,如果有什么事,寻求的也是关系,熟悉的人,这是典型的乡村事务运行中的“熟人模式”。它表明,这个群体虽然来到城市,但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在公共事务及制度层面,城市并没有接纳他们。所以,在城市,他们只是外来者,是异乡人。小说还指出了另一种不平等,这群打工者来到城市只能从事最简单的劳动,“红豆所在的那组人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从事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砌砖围墙等粗活,扎钢筋灌水泥浆的工程他们承包不来,连他们的领头村里出名的泥瓦匠牛叔都不会计算这些土方工程,他们更加不会。装修布管拉线的细腻精致活儿别人更加不会让他们干,即使他们自己认为可以胜任,大工头也不敢用他们,毕竟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资质,不具备施工资格,他们只能依附别的建筑队,捡些粗重卖力活儿干。”因为本身的叙述方向,作品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下去,没有在他们职业的适应性方面去展开他们的尴尬。其实,它的潜在意义却是可以展开的,他们之年以无法融入城市,无法进入社会的上层,无法获得更多的财富与地位与他们的“素质”是相关的,农民式进入城市,首先面临的就是所谓“知识”与“素质”的限制,在城市,他们以前的生活与劳动经验毫无用处,他们必须接受改造,这里隐含着的是身份的歧视、经验的歧视和知识的歧视,他们无法与城市的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也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不公平,而黄运生的小说则更为残酷,红豆们一直没有被改造,他们连这种被动的权利也没有,所以,他们最终只有离开。小说的结尾,红豆与工伤未癒的恋人初一登上了回乡的列车,“红豆这样想着的时候,列车越过了隧道,眼前突然开阔,红豆瞧见一束阳光挣破云层,村庄、稻田、小河还有身边的树林,一切都明亮起来……”这个简短的叙述告诉人们,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还是那个遥远的乡村,他们在文化、心理、经验,所有的一切上,只认同他们的出生地。

这个结尾多少给人以安慰,因为他们毕竟还有家。但是,这篇小说并不仅仅是城市的叙事,而是城乡的两极叙事,如果城市叙事对红豆们来说如同噩梦的话,乡村叙事同样如此,农民进城打工往往基于对财富与幸福的追求,但红豆不是这样,她是被逼无奈,是被动的出逃。是冤冤想报的受害者,红豆的父亲王成汉占有了王其发的妻子王琼花,作为报复,王其发不但奸污了红豆的疯妈妈,而且强奸了她。通过这样的恩怨设计,黄运生简洁地撕去了乡村的纯朴、善良和温情,代之以道德的沦丧,民风的堕落和尖锐紧张的人际关系。在黄运生的笔下,我们真正见识了社会学家所谓“乡村的破败”与“乡村的终结”。黄运生没有描绘乡村田园风光,也没有展示富有诗意的民风同俗,他宁愿将那片土地让给王成汉、王其发、王琼花这样被传统乡村文明所不齿者。本来,中国乡村是为整个社会生产与输送价值的,城市从来不去承担这一功能。因为有庞大、自足与完整的乡村,所以中国社会能够在一次次破碎中得以重生,几乎每一次都是乡村重建了社会,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黄运生首先在作品的开始就切断了红豆们的归途,乡村不仅贫穷,更重要的是它的堕落与残忍,它不但不能在物质上给人们提供期望中的保障,更不能在精神上给人们以慰藉,事实上,对红豆来说,城市不可居,乡村已破碎,而且,乡村也是她的不堪回首的伤心地,她已经无家可归,作品在红豆走投无路时曾写道她对故乡突然而起的思念,“她有好长时间没有想家,现在她突然想起了,想起疯了的娘,想起了爹王成汉,她发觉自己对爹已没有多少记恨了。她还想起了死去的弟弟王长治,甚至想到了抢走爹的坏女人王琼花……”这是红豆漂泊在城市的遥想,当她真的回到家乡时又会怎样呢?这是作品留给人们的一个可以想象的轮回,也是红豆们现实的悲剧。

作品的另一个故事是荞子的。在作品中,红豆始终保持着乡村的纯朴与传统的价值观,面与她形成对比的就是荞子,她是红豆的同学,活络,漂亮,到城里打工不久就被叫陈一水的有钱人包养了,对此,荞子是矛盾的,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很贱”,“在这之前荞子也听说过一些有钱人喜欢包养女孩子的事,也不相信自己会成为那样的女孩子”,但“到后来她觉得成为陈一水的女人是心甘情愿的。” “她不怨恨陈一水,甚至她一直对陈一水有感激之心”。荞子不但自己走这条路,还劝说红豆也去傍一大款。这样的形象显然涉及到对底层的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总是将矛头对准社会的强势群体时,有没有意识到底层同样存在问题?应该说,黄运生对底层有同情,但也有批判。事实上,对目前的社会状况来说,底层同样应该承担责任。也许,这不是最终的解释,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层面。《红豆》中的底层人物形象既有纯朴的一面,但也有愚昧、软弱,缺乏理性与自主意识的一面,而在荞子、杜小渔以及职业性的“闹子”的身上,更体现出狡黠、自甘堕落、自私自利的性格,他们或者表现了我们文化传统中落后的,亟待反思、启蒙与改造的一面,或者表现出种因为贫困、不公正而产生的畸型心态与病态人格,这就令人警醒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中特殊人群角色上的一种负面的、整体性变化,一种隐性的破坏性的社会层面。冷静地看,底层的碎片化、趋利性与或被迫或自愿的堕落正在改变他们的性格,使得原先的革命性与先锋性大部分光质不再。这种状况会导致什么?它对制约社会变革、保持社会各种力量的均衡生态产生何种影响?都令人堪忧。从文学主题学上,黄运生的写作会提示人们关注百年新文学的经典主题,也许,启蒙仍然没有到放弃的时候,包括重建人民性的问题。应当检视“人民”何以缺位。当人民不再是“神”,就一定是怜悯的对象?对“人民”,除了仰视与俯视就没有第三种姿态?虽然黄运生的作品并没有明白地说出,但是,他的批判与质疑都是平视的,是建立在现代公民社会理性上的,他是以这样的价值理性去检讨他所面对的缺憾的。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视角,黄运生对已经形成悲悯模式的底层叙事显然有所超越,他也许已经意识到,单纯的道德怜悯并不能将问题说透。

不过,也就在这个问题上,黄运生走得还不够远。说到这里,也许还应该对作品中着墨不多的陈一水、黄力大多说几句,如果说黄运生对底层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大抵成功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对立面就显得有些马虎了,他们贪婪、腐朽、巧取豪夺、道德败坏,基本上是漫画化的,同时,作品对这对立的两方面关系的处理也显得概念化和简单化,没有从更高的层面将他们放在一起思考和批判。底层与他们的对立面构成一个结构的两极,他们共处一体。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将人性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向,人性化是人的使命,“不公正的待遇、剥削、压迫以及压迫者的暴行妨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但是被压迫者对自由与正义的向往,以及他们要找回失落的人性的斗争,也证实了这一使命的重要性。”“非人性化,不单单体现在那些丧失了人性的人身上,也体现在那些使人丧失人性(尽管方式不同)的人身上。非人性化是对人成为更完美的人的使命的扭曲。这种扭曲存在于历史范围之内,但它不是历史使命。实际上,把非人性化当作一种历史使命,不是导致犬儒哲学就是导致彻底的绝望。为争取人性化,争取劳动解放,克服异化,以及确保男男女女都被当作人的种种斗争也将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斗争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非人性化。尽管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并不是天命注定如此,而是不公正的秩序使然,这种秩序让压迫者横生暴行,反过来又使被压近者非人性化。”这样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面来思考问题。比如对陈一水和黄力大们,就不能在静止的层面去对待他们,他们同样应该被拯救。同时,作品对红豆、对荞子性格和社会使命的开发也可以继续,他们的出路不是自我消失(荞子),也不是回乡(红豆),他们能否表现出改造社会,创造自我同时也创造他者的主动性与可能性,保罗·弗莱雷说,“被压迫者不应当反过来去压迫压迫者,而应双方都重获人性。”底层在他的理想中绝不仅仅是被同情和被拯救的对象,而被赋予了新历史使命,解放自身,同时解放压迫者。“压迫者凭借手中的权势压迫、剥削、欺凌被压迫者,因此不可能再有力量去解放被压迫者或自身。只有发自软弱的被压迫者的力量才够强大,可以让双方都获得自由。”(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当然,这只是一种参考性的立场,文学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叙事可能性。

    

 (汪政,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市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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